新華網北京8月11日電（記者 牟旭 白旭 明星 孟含琪）漫步於吉林省長春市新民大街的人，會覺得這條82年前建成的道路很引人注目。

　　道路中央設了一條16米寬的散步林蔭道。道路兩側庭院內的建筑則在街道界面中后退，讓位於圍牆和樹木，建筑隱藏在樹叢后面成為沿街背景。

　　從建成之日起到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，新民大街被稱作順天大街，是偽滿洲國皇宮的中軸線，亦是偽滿洲國的中心“中央大道”。

　　1931年“九一八”事變后，日本侵佔了中國東北地區。1932年3月，日本扶持的傀儡政權偽滿洲國成立，“定都”於長春，改名新京。

　　新民大街兩側聚集著偽滿國務院、四大部和一個綜合法衙。這些建於上世紀三十年代的興亞式建筑十分考究：外牆採用當年先進的陶瓷貼面技術，大廳內的地面、樓梯是淡黃底色水磨石，牆圍則多是大理石。

　　實際上，偽滿洲國的“成就”不止這些：“新京”是中國較早規劃地鐵、普及抽水馬桶、普及管道煤氣、實現主干道電線入地的城市﹔偽滿時期的經濟開發打下了日后東北鋼鐵等重工業的基礎。

　　吉林省著名文化學者曹保明說，“真正了解歷史的人會看到另外一面。建筑本身沒罪，但建這些樓死了多少中國人啊！”

　　吉林大學副校長王勝今教授指出，有人認為，日本多駐20年，東北會更好，但這些人隻看到了所謂“開發”成果，忽視了日本對東北殘酷的掠奪，更忽視了日本把東北當做侵略基地，實現其所謂“大東亞共榮圈”的野心迷夢。

　　今年89歲的劉其祥親身經歷過“開發”過程。對於存在14年的偽滿洲國，劉其祥沒有、也不可能會有絲毫感念。

　　劉其祥的老家在山東，1943年他被招工到現位於吉林省遼源市的西安煤礦。和他一道的還有父母、兩個弟弟等家裡7口人。

　　“來到礦山時，日本正在打太平洋戰爭。他們為了滿足戰爭需要，採取掠奪式採煤法，經常發生井下事故。我父親被大冒頂砸傷，送到礦醫院也不給治，不久就去世了。”劉其祥說。

　　劉其祥當時僅15歲的二弟劉其順也下井採礦。“下井不長時間，我二弟被擠壞了腦袋。我把他救到井上，送到礦醫院，可醫院根本不為礦工治病，第二天早晨人就死了。”劉其祥回憶道。

　　日本控制下的西安礦區的煤炭產量從1931年的16．8萬噸增長到1944年的209．5萬噸。煤炭產量增長的背后，是礦區內6個“萬人坑”埋葬的遇難中國礦工的生命。

　　東北淪陷時期遼源礦工墓紀念館就建在其中一個“萬人坑”舊址上。這裡有197具死難礦工遺骨和礦工墳3000余個。

　　老館長劉玉林說，日本人在煤礦推行“以人換煤”的人肉開採法導致大批礦工死亡。日本遺留的檔案顯示，1931年至1935年，西安煤礦的工人登記卡片是92348張，而當時全礦實有人數僅18000左右。這些被日本人和漢奸強擄而來的礦工平均壽命為30．5歲。

　　“我父親死后，我曾幾次想帶領全家逃跑，都沒跑成。”劉其祥介紹說，日偽時期的礦山統治機構很健全，坑口有警衛，防止工人逃跑﹔井上有大櫃把頭、外勤、內勤看住工人﹔井下有“溜掌子”。

　　對於逃跑的人，日本人准備了各種酷刑。一個陳列室內，尸骨的頭部、、腿部深深的刀痕，是生前遭受酷刑的証據。

　　曾擔任偽滿勞務委員會干事長的古海忠之在戰后供認：1942至1945年8月，日本在中國東北實際強擄征用勞工總數約為430萬人。《中國抗日戰爭史》一書統計，中國各地發現類似“萬人坑”近100處，死難中國人達100萬人以上。

　　1940年8月1日，日本外交大臣鬆岡洋右發表了“外相談話”，“大東亞共榮圈”第一次出現在公共場合，隨后被確定為日本的國策。

　　關於“大東亞共榮圈”的范圍，鬆岡主張以“日、滿、支”為主干，外加南洋等地區。“滿”即偽滿洲國，也就是當時被日本佔據的中國東北地區﹔“支”即，是近代日本侵略者對中國的蔑稱。

　　1941年1月，日本首相東條英機在“大東亞建設的設想”的演說中毫不掩飾地宣稱：“指導帝國目前正在進行中的大東亞戰爭的關鍵，一方面在於確保大東亞戰略據點，一方面在於把重要資源地區收歸我方管理和控制之下。”

　　吉林省檔案館藏有以日本關東軍憲兵隊司令部、偽滿洲國各級政府機構、偽滿中央銀行檔案為主的日本侵華檔案66卷宗。這些檔案詳細記錄了日本掠奪的重點是保障其軍事作戰急需的鋼鐵、煤炭、金屬等。

　　1944年下半年，強弩之末的日本發動神風特攻隊自殺襲擊。然而，生產飛機的鋁材緊缺，在日本軍部要求下，偽滿洲國開展了金屬“獻納運動”。滿洲銀行將1分、5分、1角的鋁幣，總重57．8噸押運回日本，送至神戶制鋼所。

　　如果說劉其祥不曾在偽滿洲國過上正常日子，那麼生在、長在偽滿洲國的徐魁章同樣不會感念那段歷史。

　　“名義上共榮，什麼都他們（日本人）說了算。”徐魁章說，這是他對“大東亞共榮圈”最深刻的印象。

　　年逾80的徐魁章在偽滿洲國的公主嶺地區上過小學：一到學校的第一件事就是朝會，全體師生面向東方向日本天皇九十度三鞠躬﹔教材以日語為主，歷史課全是偽滿歷史和日本歷史，中文稱作滿文，地圖上隻有偽滿洲國和日本。

　　“校長是中國人，但配有兩三個日本副教，他們說了才算數。學校教我們是滿洲人，但從父母那裡，我知道我們是中國人。”徐魁章說。

　　徐魁章回憶，中國人吃大米是經濟犯罪，隻能吃高粱和小米。中國人要吃好的隻能在山溝裡偷種小麥。吃大米還隻敢在晚上9點之后，因為那會兒不容易被巡邏隊抓住。

　　東條英機在“大東亞建設的設想”的演說中宣稱“建設大東亞共榮圈之根本方針”是：“實淵源於肇國之偉大精神，欲使東亞各民族各得其所，基於以帝國為中心之道義確立共存共榮之秩序。”

　　學者呂萬和指出，日本在民族宗教方面，各種方案都規定了控制、分化、利用政策，規定以日語為公用語，廢除歐美語，取締一切“榮圈思想”。

　　實際上，偽滿洲國從成立之日起就牢牢被日本掌控。偽滿成立后的第八天，溥儀就和日本關東軍司令官本庄繁以“換文”的方式簽訂了日滿密約，將國防、內政、經濟和等大權，全部交給日本。

　　1932年9月15日，日本宣布正式承認偽滿洲國，雙方在長春簽訂《日滿議定書》，以所謂條約的形式確認了日本在中國東北的軍事、和經濟控制權。

　　今年88歲的張殿國，從小父母雙亡，十幾歲時曾在遼寧鞍山靠討飯度日。張殿國說，“連要飯的，小鬼子都給你氣受，在出入的關口用狼狗咬你。殺人就像殺小雞一樣。那會兒，恨也沒招。”

　　17歲時，張殿國到了長春，在大房身機場附近封閉管理的農場為日本人種菜。1944年底的一天深夜，張殿國和100多名伙伴在地下黨的策動與接應下，逃出了長春。

　　“咱們勇敢，不怕死，用刺刀跟鬼子硬拼。你要來狠的，小鬼子也還是怕的，也有逃跑的。”張殿國說。

　　王勝今介紹說，從檔案中發現，關東軍對日本軍人家書進行抽查，質疑戰爭的內容會被涂抹去掉。從中可以看出，就連部分日本軍人也看穿了“共存共榮”的謊言。

　　偽滿洲國是“大東亞共榮圈”的主干地區，被日本視為“滿蒙生命線”。然而正是在這裡，王勝今說，日本犯下的罪行罄竹難書：強征慰安婦、移民侵略、強擄勞工、使用化學武器、進行細菌戰等，這些罪行都在日本遺留的檔案中得到印証。

　　吉林大學東北亞研究中心主任於瀟教授說，從明代以來，中日之間有三次戰爭，每一次日本都蓄謀先佔朝鮮和中國東北，再佔領整個中國。近代以來，為了侵略中國，日本進行了大量的理論與戰略准備，且政策實施有條不紊。

　　日本為配合每一次對外侵略，總要巧言令色炮制一大堆謊言，形成比較系統的侵略理論：假意排擠白人、實為企圖獨佔亞洲的“大亞細亞主義”﹔高唱中國獨立、實為粉飾日本侵略中國的“東亞聯盟”論﹔“擔心”中國被西方列強瓜分而提出的“保全論”等。

　　“大東亞共榮圈”是以1938年前后由兩名日軍特務所作的“國防國策案”為基石誕生的。起初，以“東亞共榮圈”而提出，后來又變成“大東亞協國經濟圈”、“大東亞的建設”、“大東亞新秩序”等名稱。

　　於瀟指出，“大東亞共榮圈”這個理論，高唱反對歐美對亞洲的侵略，實際上是日本對亞洲各國進行統治與壓榨的偽裝。

　　該書指出，“亞細亞主義”、“大東亞共榮圈”，這些口號五花八門，但它們的血緣是清晰的，在本質上就是“大日本主義”。日本是一個小國，資源十分匱乏，要實現“大日本為中心”的野心，勢必向外擴張。

　　面對至今仍不承認、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的日本右翼分子，該書寫道：“我們不能簡單認為這種史觀是日本政府缺乏常識，而是日本右翼分子全然不顧國際法基本准則和人類良知，決心繼承先輩們的衣缽，企圖重溫先輩的迷夢。這才是問題之所在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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